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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闽粤赣边区史

2019-04-15 10:54:14 来源:   作者:bet356体育在线投注_bet356首页_bet356安卓下载  浏览次数:133 [返回]

 

中共闽粤赣边区史
闽粤赣边区党史编审领导小组 ?着
林天乙 ?主编
(连载三十七)


(接上期)
  由于红军游击小组的行动机动灵活,时隐时现,来去无踪,总是占据主动地位。而敌人则很难找到红军游击队的目标,只能盲目到处搜山和“清剿”,总是被动和挨打。对此,国民党闽西“绥靖”区采取自欺欺人的手法,大肆散布红八团已被“国军打散了,已变成小股“残匪”了等等,并准备在龙岩召开所谓“剿匪祝捷大会”,企图借此欺骗舆论,扰乱民心。地方革命群众和游击队及时将这一情况向红八团报告,团长邱金声指出,必须马上戳穿国民党的谎言和阴谋,要让敌人的“祝捷”会开成哭丧会。经过周密的侦察和筹划之后,1935年11月的一天深夜,邱金声带领一个侦察班和地方秘密游击小组配合,利用深夜敌人失备和夜幕的掩护,奇袭龙岩城里的国民党陆军第十三医院。这次袭击,除在医院治伤的敌第五十七团团长跳楼逃走外,击毙敌医院院长并俘虏全部医务人员及卫兵,还缴获了大批药品,同时向住院治伤或休养的国民党军官兵及医务人员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邱金声在撤出陆军医院时,还打电话给国民党闽西“绥靖”区司令长官李默庵,警告他小心点,别乱吹牛!龙岩是国民党闽西“绥靖”区总指挥部所在地,第十三军医院又是国民党驻闽西部队的后方总医院,红八团夜袭龙岩城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敌人。当胜利消息传开后,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讥笑李默庵是个“吹牛皮大王”。红八团在夜袭龙岩城后不久,又袭击和消灭了驻漳龙公路线上崎濑村的敌第十师补充团第三营营部,共毙、俘敌营长以下官兵100余人,缴枪100余支。到1935年12月,第三作战分区红八团等部队终于战胜了敌人极端残酷的第二期“清剿”。
  以吴胜、谢育才、赖荣传为领导的第二作战分区及其直属的红九团第一、第三营,指战员共近100人,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开辟新的游击区,打通与闽南红三团的联系”的指令,于1935年4月下句从永定县东部游击根据地南下闽粤边,接连消灭了大埔县南桥、沿田和平和县大小芦溪、大寮、西洋及九峰周围的反动民团,胜利开辟了永和埔游击根据地,成立了中共永和埔工委月下旬,红九团进抵平和县的秀峰、白花洋,接着于6月上旬经五更寮突袭南靖县书洋镇,歼灭反动民团武装30多人,缴获了一批物资和款项,解决了下闽南的经费问题。随后,红九团即继续向南,快速转战于平和、诏安、大埔、饶平等县境内,并与中共饶和埔县委及游击队取得联系。为避开国民党军队3个团的联合进攻,红九团先是迂回转战于饶和埔、永和埔边,继而决定分兵行动,由吴胜和赖荣传率领一个营向红三团所在地的游击根据地南靖小山城地区行动,谢育才等率领一个营在永和埔、饶和埔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于是,红九团一个营在吴胜和赖荣传的率领下,从饶平县境内进入平和县并绕过平和县城九峰,转入诏安县北部的官陂山区,复向北挺进平和县大溪地区,并运用便衣突击队胜利袭击国民党第八十师设在大溪的一个临时兵站,消灭敌人的一个新兵连,缴获批国民党军服。接着,红九团指战员全部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装,顺利通过国民党控制地区,于1935年7月初进入平和县五寨、南胜一带红三团的游击根据地,同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三团在三坪寺(祖师爷庙)胜利会合,终于完成了打通闽西、闽南红军游击区联系的艰巨任务。
  红九团与红三团会师后,双方领导人在山杵埔召开了联席会议。吴胜向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三团领导人黄会聪、张长水、何鸣等转达了中央分局全权代表陈潭秋关于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闽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的意见对此,闽粤边特委和红三团领导人认为,闽粤边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建立组织领导系统和归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后来又无关于建立闽西、闽南地区党、政、军统一领导机关的指示。因此,他们不同意闽粤边特委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的建议,认为此问题须留待中央指示再定。间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是陈潭秋根据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以中共中央分局名义作出的组织决定,其目的就是要统一间西南地区党、政、军组织的领导,这对密切闽西南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联系,正确指导间西南地区党与红军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都是十分必要的。在红九团历尽艰险向闽南进军,并打通闽西、闽南游击区联系的情况下,闽粤边特委没有接受中央分局全权代表陈潭秋的意见,使闽粤边的党组织和红军失去了一次加强领导、密切配合的机会。在联席会上,红九团和闽粤边特委及红三团领导人,还具体讨论和决定了双方协同作战及建立交通站等事项。会议结束后,红九团北返永和埔边开展游击战争。
  7月中旬至下旬,同红三团会师的红九团部队,返回永和靖埔边地区与谢育才率领的红九团三营会合后,红九团部队又辗转游击于平和、饶平、大埔、诏安等县边境。在饶平县的上善、下善,红九团击溃粤军李汉魂部的一个加强营及地方民团600余人的进攻,共毙伤俘敌人200多人,缴枪20余支、子弹6000余发。在平和县的刺牛岗,红九团又击溃国民党第八十师一个主力团的进攻。随后,红九团又接连在永和埔3县边界与平和县的大小芦溪击退国民党福建第八十三师的进攻。
  8月至9月间,红九团继续转战于饶和埔境内,摧毁了国民党的许多区乡反动政权,进一步开展了永和埔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发展了地方游击队在红九团同红三团胜利会师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红九团在对敌作战中虽然取得了许多胜利,但是,在战术指导思想上却缺乏灵活性,部队过于集中行动,连续同优势的国民党正规军硬打硬碰,致使部队在战斗中受到很大的伤亡,武器弹药损耗也很多,指战员从下闽南时的近千人锐减至600多人。
  1935年9月下旬,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打破国民党第二期“清剿”,指示红九团从闽南回师向闽西老游击根据地靠拢,协同红八团等部队作战。红九团奉命回师到永和埔地区,又遭到了国民党正规军第八十师、三十六师和粤军独立第一师所部共8个团的连续围追堵截。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由于红九团领导人对敌人第二期“清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长时间流动作战而未能建立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加上军事指挥上失误,缺乏游击战争的灵活性,没有适时地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而是继续集中行动。因此,在敌人绝对优势兵力追剿时,其目标太大,无法摆脱优势敌人的“追剿”和截击,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10月间,团政治部主荣传和许多战士在永定的水竹里、大洋寨附近作战时牺牲。接着红九团主力在被强敌跟追11天之后,于永定的湖雷小坪水遭到叛徒朱森所带领的国民党军第十师“别动团”的袭击,队伍折损过半,团长吴胜负伤被俘,次年春被杀害于龙岩。
  红九团被敌人打散后,余部100余人陆续进入永定县金丰大山,由张玉辉、王直、李德安、张有利等带领和重新组织起来,会同赵群从永定池牛岗休养所带回来的几十名养好伤的干部战士,整编为红九团特务大队,以赵群为大队长,熊兆仁为副大队长,张玉辉为政委,在平和、永定、南靖等县边区坚持游击战争。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接受红九团失败的严重教训,专门作出决定并通报全军,指出红九团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该团军事决策与指挥的错误造成的,要求各地领导重视红九团失败的教训,要力戒自满骄傲,要坚决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和英雄主义思想,强调红军游击队的战略目的是保存有生力量和建立游击根据地。1936年3月20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进一步总结红九团遭受损失的教训,并作出决定,要求将红九团“血的教训与经验”进一步传达到各级党组织及各部队指战员中去,使全党全军指战员知道红九团失败的“血的教训”,引以为戒,“积极的广泛的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为了战胜敌人的军事“清剿”和猖狂的复辟倒算,切实保护群众利益,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红军游击队遵循毛泽东关于红军必须执行革命的三大任务的指示,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同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使红军游击队成为会打仗、会筹款、会做群众工作的武装政治工作队。在这方面,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进一步总结了红八团的各种斗争经验,并在其他红军游击队中加以推行。这些斗争经验是:(一)强调军事服从政治,军事斗争要同保护群众利益相统一,把保护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例如:红八团规定,同敌人作战时,一般应诱敌到乡村外歼灭之,或在交通要道埋伏消灭敌人,避免乡村居民遭受损失和敌人的报复。红八团还规定,部队平时不要因主观上想缴获敌人的几条枪和抓获几个俘虏而使群众受牵连,或暴露党组织与群众的秘密关系,使群众遭捕杀。又如:红军游击队平时在红色基点村贴布告、标语、传单,群众就要受报复、摧残。因此,红军游击队便改变方式,把宣传品直接交给群众,让他们在晚上贴出来,到拂晓又撕下来送交保甲长和联保主任,并一路高喊布告、标语、传单上所写的内容或当场给群众看。用这样的方法,既达到了宣传的目的,又免于让群众承担“通匪”和“知匪不报”的责任。再如:针对敌人实行“计口售粮”和规定“济匪者杀”的残酷手段,红军游击队采取直接到地主、保长、富农家里强制购买粮食,或要他们代购粮食,然后照样付钱。用这样的办法,使地主、保长、富农们也承担“济匪”的责任,而不得不为群众卖粮食给红军游击队保守秘密。以上这些措施,使党和红军游击队始终同广大群众紧密相联。(二)在对待保甲长、壮丁队的政策上,当敌人开始强迫建立保甲制度时,党和红军游击队起初提出粉碎保甲制度、当保长者杀的口号。因为开始时国民党指定乡村的反动分子当保长,他们都是欺压群众的凶手。为了保护群众,镇压一批反动保长,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曾给游击战争造成有利的条件。如龙岩、永定许多地方反动派因害怕红军游击队镇压,不敢随意欺压群众和为非作歹。但是,后来敌人便逼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更加严密的保甲制度,加上一些乡村地主因恐惧而跑到城里去了,不敢回乡村当保甲长于是,国民党就强迫小学教员、中农,甚至强迫红军亲属当保甲长果保甲制度搞不起来,不建保甲的乡村就要移民并村受推残。因此,红军游击队便改变斗争策略,对保甲长、壮丁队采取利用争取的灵活政策。这样做的结果,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了少数反动分子。这种策略转变很灵,经过宣传争取,许多乡村的壮丁队和保长与地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秘密谈判,表示做两面派,公开是敌人,暗中是朋友。他们对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还加以保护,有的订约晚上秘密到其防地买东西保证安全。对国民党军队令其带路搜山打红军游击队时,可以照办,但须事先通知红军游击队或以打枪为号。对于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和壮丁队头目,则坚决予以镇压。对被迫参加保甲长或壮丁队的群众,则让他们“白皮红心”,以应付敌人。以上这些灵活政策,既争取了保甲长、壮丁队的头目,又利用其来掩护红军游击队,掩护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最后达到了变敌人的保甲制度为赤色联防,变壮丁队据点为赤色据点。(三)为了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红军游击队还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灰色据点,平时不在那里打仗、贴标语和发动群众开展日常斗争,使敌人不注意这些地方,以便于红军游击队刺探敌情,采购物资等。(四)对于地方上的“绿林”武装,红军游击队一贯采取晓以大义,告诫他们不要危害群众的生命财产,不要受国民党的挑动去同红军游击队发生武装冲突,并利用各种形式订立盟约,直至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的“清剿”部队。(五)争取和团结地方实力派及中间势力,同他们达成默契,互不侵犯,相互依存。如:谭震林在杭代县就指示县委对傅柏翠部采取争取工作,成为典型经验。傅柏翠脱离革命队伍投入国民党统治营垒后,同国民党也存在着利害关系的矛盾,长期生存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间隙中。因此,谭震林指示杭代县军政委员会派代表同傅柏翠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口头协议。这对于杭代老苏区游击区坚持胜利的游击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六)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坚决支持分到土地的农民反对地主收回土地,保护土地革命果实同时在收获季节发动群众进行抗租、抗捐、抗债的斗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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